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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吴当然北伐过,而且不止一次。
三国时期,诸葛亮六出祁山,而东吴曾经五伐合肥,可是东吴连一座合肥城都打不下来,还能如何北伐?
第一次,公元208年,赤壁之战后
这一年,曹魏败于赤壁,孙权随即北伐,其中周瑜攻江陵曹仁,孙权亲自攻合肥,合肥守将为扬州刺史刘馥,孙权围城数月不克,最终撤军。
第二次,公元215年
这一年本来是曹操南征东吴未果转而出征汉中的张鲁,于是便留张辽、李典、乐进防守合肥。
孙权看到曹操远在汉中,便发兵攻打合肥。
但这一战成就的却是张辽,史称张辽威震逍遥津。张辽将孙权团团围住,凌统亲率三百近兵冲入重围,甘宁则引弓掩护,吕蒙、蒋钦死战拒敌,之后凌统死战救出孙权,众人逃脱后皆痛哭流涕。
这一战令孙权心有余悸,即便是在许多年以后,张辽已经年老体病,孙权仍称:“张辽虽病,不可当也,慎之!”
第三次,公元233年
这一战,孙权被魏将满宠所败。
第四次,公元234年
这一年,孙权趁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之时,大举围攻合肥,这一战守城的依然是满宠,孙权大军兵分三路,一路孙权亲自率领,一路陆逊、诸葛瑾,另一路孙韶。
孙权久功不克,魏明帝曹睿亲自率军救援,于是孙权撤军。
第五次,公元253年
公元252年,孙权病逝,其子孙亮即位,诸葛瑾之子诸葛恪成为托孤大臣之首。
公元253年,诸葛恪不顾众人反对,领兵北伐合肥,守城的是魏将张特。
张特坚守一个多月,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率20万大军赶到,诸葛恪无奈只能退军,退军路上司马师断其后路,诸葛恪逃跑,魏军斩首逾万人。
因此,三国时期,蜀汉和东吴都是一根筋,蜀汉一定要出祁山,东吴一定要攻克合肥,但均无法成功。
与魏国相比,蜀汉和东吴的综合国力相差甚远,南方在当时远未开发完成,三国的一统其实一直在等北方彻底完成整合。
三国时期,曹魏最强是用事实证明了的;雄兵百万虽夸大了,但少说也有一二十万吧,战将千员,就算一两百战将。
看看曹魏的实力,打垮袁绍这个昔日老大,那不是靠嘴皮子,靠的是实力。
曹魏北方整合,实力在东吴与蜀汉总和还强很多;诸葛亮数次北伐,只有第一次和最后一震动了曹魏;第一次兵进箕谷,前方赵云,邓芝失败,退兵损失不大;马谡街亭失守,让蜀汉大军差点退无路,进无道的地步。诸葛亮恐大军难以保全,极速退兵。
最后一次和司马懿决战五丈原,火烧上方谷困住司马懿,此战若胜,曹魏更是恐慌不已。
诸葛亮六次北伐,均以失败收场;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诸葛亮失算也。但能有北伐之心,凭蜀汉之力而不惧曹魏,其意义远胜实际北伐。
诸葛亮北伐就是证明刘备夷陵之战后,蜀汉的实力,虽不能攻取魏国之地,亦可让曹魏不敢兵犯蜀境;以攻为守,好过固边拒守。再者为了刘备夙愿,匡护汉室,一统天下。
而东吴不是说的那样没有攻打过曹操,也是打过好几次,主要是针对合肥,但都没成功。
第一次是赤壁之战后,曾曹操败北,孙权亲自率军围攻合肥,数月都打不下来,只好退兵。
第二次又是孙权亲率大军攻打合肥,反被张辽截击在逍遥津渡口,差点被张辽击杀,幸有孙权手下拼死突围,才脱险。
第三次又攻打合肥,被魏将满宠所败,无功而返。
第四次又遇到满宠不说,魏明帝亲率大军救援,孙权只好收兵。
第五次是诸葛格带兵围攻合肥,被魏军守将张铁采取只守不出的策略,让东吴大军一个月找不到突破口;此时司马懿派弟弟司马孚带军来救援,诸葛格反被司马师截断后路,斩杀逾万人。
蜀汉如采取魏延之策,虽败但给曹魏打击很大,但诸葛亮认为此策太过冒险,没有采纳。自己六次都是从祁山出,为何不从另外一个地方进攻呢?孙权和诸葛格为何只认准合肥,不从其他地方进攻呢?假如蜀汉和东吴联合攻取合肥,合肥就成为决战之地了,若蜀汉和东吴胜,三国格局还要延续更久,若败魏国更早一统。
我们现在知道的蜀汉在当时就叫“汉”,“兴复汉室,还于旧都”一直是其对外宣称的口号,如果不攻打曹魏,那么蜀汉就不会得到认同了。
蜀道难!蜀地虽然易守难攻,想得到长足的发展,把国家做大做强也是困难的。如果不冲出成都平原这个安逸的小盆地,那么结果无非就是在安逸中消亡。
作为蜀汉的创始团队,其成员大多是中原人士。他们不可能获得蜀人的普遍认同,在蜀地也难免会有客居之感。作为古人应该更重视故土,所以打回中原应该是大家共同的愿望。
反观东吴,不管是孙权还是他的创业军团都是土生土长的江东人。孙权继承其家族的基业,不用背负什么灭曹兴汉的重责,能够成为一国之君于法于理都已经很难说通了。天下人尽知曹魏实力数倍于孙吴,况且江东之地是鱼米之乡,江东父老同心同德,孙吴没有理由自讨无趣。
我是曾得不错,在此做个浅显的回答,望有所帮助。
关于题主的问题:三国蜀汉实力最弱,诸葛亮7次北伐(应该是5次),为何实力强的东吴不打曹魏?
这里要分开来分析这个题目:
首先要看蜀汉为什么要北伐
北伐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匡扶汉室,统一中原,从228年春至234年冬先后兵出汉中,对曹魏发动的五次战争。至于为何要进行北伐,要从源头说起,这个源头就是《隆中对》。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,为刘备军事集团提出了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,原文为:
由是先主遂诣亮,凡三往,乃见。因屏人曰:“汉室倾颓,奸臣窃命,主上蒙尘。孤不度德量力,欲信大义于天下,而智术浅短,遂用猖蹶,至于今日。然志犹未已,君谓计将安出?”
……今操已拥百万之众,挟天子而令诸侯,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,已历三世,国险而民附,贤能为之用,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。荆州北据汉、沔,利尽南海,东连吴会,西通巴、蜀,此用武之国,而其主不能守,此殆天所以资将军,将军岂有意乎?益州险塞,沃野千里,天府之土,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刘璋暗弱,张鲁在北,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,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将军既帝室之胄,信义著于四海,总揽英雄,思贤如渴,若跨有荆、益,保其岩阻,西和诸戎,南抚夷越,外结好孙权,内修政理;天下有变,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,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,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?诚如是,则霸业可成,汉室可兴矣。
刘备军事集团与诸葛亮一开始的目标是一统中原、还于汉室。这是蜀汉建国的核心精神。而尤其像诸葛亮这样的儒生,国家与君臣观念极强。当然这也成为他后刘备时期沉重的政治包袱。《隆中对》中规划得非常明确:曹魏集团人才济济,不可迅速拿下,孙吴大地固若金汤,可以合作。先取荆州,后取益州,天下有变,则两路齐发。这里为什么说天下有变就北伐,而不是东征呢。那是因为蜀汉坚定地认为篡汉者是曹魏,而不是孙吴。所以必须北伐,才能证明其起兵与最后建国的正义性。
当然,诸葛亮北伐中原的决策,虽是在贯彻落实《隆中对》策,北定中原,兴复汉室,以成霸业的正确军事举措和重要战略方针。但也有其不得已的原因。
刘备死后,留下一个烂摊子。朝野上下不平、接班人不力、蜀地三股势力暗箱争斗。这三股势力分别为:
第一股势力是:刘备入川时带去的荆州人士组成的“荆州集团”,他们占据了蜀汉政权的主导地位。
第二股势力是:刘焉父子入川时从东州带过来的亲信所组成的“东州集团”,即益州前一任主人。
第三股势力是:益州本土豪强、名流人士和一些在当地德高望众的世族所组成的“本土士族”,不受蜀汉政权的待见。
三股势力矛盾重重,荆州集团与本土士族基本上算是强龙与地头蛇的关系,刘备在位时多次镇压国。后刘备时期,诸葛亮采取亲和政策,但仍旧不信任。且诸葛亮时期实行的是“严刑峻法”“依法治国”,士族集团颇有怨言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曾说过,“益州疲敝,此城危及存亡之秋”。益州危在哪里呢?此时诸葛亮早已与东吴结为友好同盟。赤壁之战后,曹操已退回北方,曹魏对他并无威胁。其实,诸葛亮所谓的“危及存亡之秋”的“危”恰恰就在蜀汉内部。这也就是他要发动“北伐战争”的根本原因。因为只有通过发动战争才能转移注意力,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,达到空前团结的目的。
那么反过来,我们再去分析实力相对较蜀汉强大的东吴,为何不进行北伐。
孙吴不北伐的原因
这也得从东吴版的《隆中对》即孙权与鲁肃的《榻上策》说起:
……权即见肃,与语甚悦之。众宾罢退,肃亦辞出,乃独引肃还,合榻对饮。因密议曰:“今汉室倾危,四方云扰,孤承父兄余业,思有桓文之功。君既惠顾,何以佐之?”肃对曰:“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,以项羽为害也。今之曹操,犹昔项羽,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?肃窃料之,汉室不可复兴,曹操不可卒除。为将军计,惟有鼎足江东,以观天下之衅。规模如此,亦自无嫌。何者?北方诚多务也。因其多务,剿除黄祖,进伐刘表,竟长江所极,据而有之,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,此高帝之业也。……
文中的鲁肃的建议中,重点在于守荆州、据长江,三分天下,建号帝王以图天下,意思很明显,就是谁也吃不了谁,守住江东以观时局之变。孙权虽一开始未在明面接受,但在后来的一切所作所为当中,无不贯彻鲁肃一开始的建议。可以说如果蜀汉政权的守是“以攻为守”,那么孙吴集团的守就是“韬光养晦”中略带“流氓行径”了。
况且,孙权是位极为成熟的政治家,政治家的眼中只有利益,情义是为利益服务的。孙权没有诸葛亮的政治包袱(平定中原,匡扶汉室),又有父兄二人打下的江山作为基础,留下一批忠实的文武权臣相辅佐,而东吴富饶的物产又使经济基础较为稳定。此时曹魏依旧强大,蜀汉占据长江上游,又有蜀地天险,易守难攻。如此,那就守着江东即可,没有大动干戈的必要。
因此,这就是三国蜀汉实力最弱,诸葛亮5次北伐,而实力较强的东吴却不打曹魏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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